?“博士。”韩盈打断了对方：“您不觉着，儒所认为的圣君，其本质并不是真正的圣君呢？” 一千七百年后的《君主论》描绘出的圣明的君主，应当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，能在自己或国家所需要的利益中，反复切换守信与弃信、慷慨与吝啬、残酷与仁慈等诸多极端行为，而在始皇时期，韩非子已经将这些东西总结出来，并将手法称之为法、术、势。 这些内容，来自后世的韩盈或多或少的听到过不少，但董仲舒看不到千年之后的君主论，也接触不到成为禁书的韩非子，不过，在与汉武帝和诸侯王的切身接触中，他的确能够感受到韩盈话中所指代的意思。 如果想成为儒所认为的圣君（统治稳定、社会各阶各司其职），那这位君主必然会为了自己的目标不惜使用一切手段，包括儒所反对，不耻的手段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他才能压制住各方利益集团，而照着儒所画出来的规范标准去做，那这位‘圣君’，反而会成为各方利益诓骗糊弄的对象，以至于一事无成。 这可真是个天大的笑话。 董仲舒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这个念头。 皇帝，或者说，从周天子的‘大统一’开始，早期的君主承担精神象征作用，而实际的权力更多掌握在丞相手中，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权力也越发的向皇帝集中，无论是战国时的先贤，还是如今的董仲舒，都认识到了君权扩大是新制度下的必然结果，所以他并没有追求皇帝垂拱而治，而是选择加强君权的同时并试图套上缰绳，可惜…… “君岂无私欲耶？”董仲舒疲倦的叹息道： “圣君，不过是空谈尔。” 其实后世对国家模式的推导中，理想化状态下，能让社会发展最快的模式，反而是‘圣君’君主制度，既一个对未来发展百分之百准确，绝对理智，绝对不会犯错的君主，在集权制下能够最大化的动员社会的资源进行发展，而不是像其它制度那样需要将一部分资源耗费在维持公平运转上，可惜世上并不会有这样理想的君主，反而只会出现不受臣子约束的‘暴君’。 而一个受臣子约束的‘圣君’，遇上心思莫测权臣和小人的情况，远比遇上周公高，很大程度上能将整个国家带到沟里去。 明白这点的两个人谁都没有说话，只是互相对视着，都从对方眼中看出了满满的无能为力。 好在，董仲舒之前看过韩盈所谈理论，对世事变迁已经有了些许心里准备，他没有沉郁多久，却也不想在继续这个话题，圣君再谈下去就要犯忌讳，至于天人论未来会出事……他一介凡人，管不了死后的事情，倒是韩盈所行，着实更需要说说。ｍ.ｃiＪＵMｉ.cＯM